村霸不除，美丽乡村就是泡影！扫黑除恶村霸的好日子到头了



百家号03-30 19: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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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霸是依靠强权和暴力欺行霸市、为祸乡里的人。司马迁作《游侠列传》，其中提到的“乡曲之侠”、“闾巷之侠”的身上，就有村霸的影子。《水浒传》中的镇关西是村霸，《白毛女》中的黄世仁也是村霸。可以说，农村的历史有多长，村霸的历史就有多长。



在传统社会，农村地区有士绅与宗族可以与村霸抗衡，于是黑恶势力被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。进入现代社会，法律与基层政权取代了宗族和士绅，成为维持乡村秩序的主体。制约村霸的力量改变了，村霸群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。



中国当前的村霸有几种。最低级的是游手好闲的小混混、小痞子，他们仗着年轻力壮，欺负一些老弱病残，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获取利益。这些人常作为更高级村霸的打手、马仔出现。



比小混混“高级”一些的是地方豪强，他们大多办一个企业作外衣，然后用暴力作为资本和工具，抢夺生意，欺行霸市。

最高级是同时掌握暴力和公权力的村霸，他们不是纯粹的黑色势力，而是跻身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，甚至不少村霸本身就是村干部。他们的盈利方式游走在法律边缘，暴力仅作为一种实力的象征却不轻易示人。

究竟是恶人当官还是村干部变恶？其实，这是个蛋生鸡与鸡生蛋的问题。村干部把持着村内资源，恶势力则掌控着暴力，在利益驱使下，两者像磁石一样互相吸引，直至合二为一。

村霸闹得最严重的村子多位于开发区和城市近郊，或者干脆就是城中村。受城市扩张影响，这些村子里有大量拆建项目，如房地产工程、修路、建厂房等等。有项目就有赚钱的机会，从工程建设、建材供应到物料运输都是利润率很高的生意，村霸就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暴力，将这些生意垄断在自己手中：他们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兜售建材，强买强卖；或者干脆霸占工程市场，由自己的工程队包揽项目，牟取暴利。



相对偏远的村子享受不到城市化的红利，但村内的一些公共资源依然是诱人的肥肉，有的村子坐拥矿产，有的临近河道、能够采沙，有的开办了集体企业。在权利意识相对淡薄的乡村，这些集体资源怎么使用完全是村干部说了算，偶有反对者，村霸也会以暴力为后盾把他们摆平。哪怕是在最普通的村子，村干部也能借执行上级政策的机会捞一把，比如把低保户的指标分配给自己的亲人、朋友，再比如发放扶贫款时雁过拔毛—只要他们有肥己的欲望，总能找到赚钱的手段。

打击村霸不容易，困难一方面来源于“保护伞”。中国的县城仍旧是一个熟人社会，这一点在体制内部尤为明显。虽然县委书记、县长、纪委书记等几个核心官员多为外派，但县内绝大多数的科级干部都是本地人。他们长期工作、生活在一起，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们可能是同学、朋友甚至亲戚，至少也是知根知底的同事、熟人。这种熟人社会很容易催生出一种互相帮忙的“默契”—今天我力所能及地帮了你一把，明天我有求于你时也请你多多出力。这就为黑恶势力提供了机会。为了寻求庇护，也是为了获取更多政治资本，村霸们有无穷的动力攀附基层党政领导，尤其是政法系统的干部。直接的利益输送是最常见的手段，更进一步还可以拉官员入股，这样可以鼓励官员多多照顾他们的生意，比如为他们招揽工程。有了利益纠葛，“保护伞”就形成了。



二是在警方打击村霸办案时许多受害群众忍气吞声、不愿站出来作证，很多人担心遭到打击报复，不敢向警方说出实情，“现在人人都想当老好人，却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做好人。”群众担心不无道理，万一作了证，村霸却没抓进去，证人的安全的确会受到威胁。况且，村霸的行为往往构不成严重的刑事犯罪，就算被判刑，关几年就放出来了。牢狱经历给他们“镀了金”，道上的“兄弟”更服他们。到那时，当年作证的群众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



采用“运动式”的治理方式打击黑恶势力并不是负面的，这是中国一项非常重要的治理技术，有其强大的合理性。中国的警民比很低，一个一两万人的乡镇往往只有五六个正式干警。派出所要应付日常的出警，压力已经不小，再兼顾打黑除恶就非常吃力了。在执法力量有限的情况下，运动式的打击方式很有效率。举例来说，警方可以集中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打击村霸，保证当地至少在大半年内平安无事，等到黑恶势力死灰复燃，警方再集中力量打击一次。这样能用较少警力完成基本的社会治理，还能取得不错的效果。

但长远来看，运动式的打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村霸就像杂草，拔掉一茬又长出一茬，只要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没有清除，村霸就永远打不完。

这一次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一样，中央提出，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“拍蝇”结合起来，深挖黑恶势力“保护伞”。要对每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要及时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题，一查到底。

随着监察委的设立，村干部群体也将纳入日常执纪监督，这就在运动式治理之外增添了常规治理的手段。但想要彻底解决村霸横行的问题，仅靠监督、打击还不够，最重要的是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，彻底切断基层政权与黑恶势力间的灰色利益链条。